寻词

沉重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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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看看下面这个等式：

2+1=3

它是对的么？我们可以说它是“一般性地对”，甚至绝大多数情况都可以说它是对的，但你无法对它的正确性作出证明：{1，2，3，+，=}5个符号共存的集合并没有被明确性质，有着可诠释的空间。只有在它们共存的空间性质明确到足以用三段论可以严格推出这个等式时，这个等式才可能被证明和证伪。比如：已知有{1，2，3，III}且满足 一.2+1=III,二.1+2=3,三.III≠3，则2+1=3为假。同样，否定这样一个等式并不一定要依赖集合在记法上的特殊性，{1，2，3，+，=}中五个代数符号的指代对象与我们熟悉语境下的对象有一定差异，也能对2+1=3进行证伪。换言之，2+1=3这个司空见惯的等式要能不引发争议地被证明或证伪，取决于观察这个等式的人，对等式中的每一个概念的内容和性质有共同认识。

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你看到等式的第一反应：你会直观地感觉它有可能错吗？好，假定你明确地在第一眼看到它时就明确了它成立的相对性，让我们把它套现到生活当中。当我和你打赌让你做一道判断题，有对、错与不能判断三个选项，赢家可以得到输家20元。现在题目来了：2+1=3。你毫不犹豫地写上了对，我却说你是错的，因为我没有明确题目中的{1，2，3，+，=}是什么意义，你有没有可能认输？除非你秀逗才会如此。同样，考试的时候，算账的时候，订立合同的时候，我们千检查万补充，从来都没有人会去就数字的意义要求明确共识，除非题目另有要求。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一般的情况，我们习惯于这种情况，以致于习惯性地按照这种一般情况下的共识去理解至少部分的语词，并广泛地按照这种共识将之实践运用。所以毫无疑问，生活中出现的2+1=3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真命题，不论是在账本上还是幼儿班学生的习题集。追问随之而来：生活环境下的2+1=3是正确的，特殊的代数环境下2+1=3可能是错误的。如何理解这种判断上的矛盾？对一个命题的判断受到命题所处环境怎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我们出于什么因素，如何去理解并运用一个词？

语词理解与适用的规则是维特根斯坦晚期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克里普克诠释可以被我们很有自信地不屑一顾，他混淆了正在讨论的问题，把焦点引到一个怀疑论能够大显身手的范畴里：即通过诠释追问规则究竟为什么存在，而因为没有结论，最后自然以怀疑主义的方式不了了之，或给不适当的形而上学寓意留下乱入的空隙。但克里普克至少说对了一点：没有能够证成我们理解规则（指实践语词与理解语词的规则）方式的“超级事实”。任何语词的理解和适用都不可能是确定的，即便是指代对象实在的代词，总有使它的适用不正确的“特殊情境”；如前文所述，小树苗长成一棵树，又人从原人进化成新人，由于事物性质差异的连续性和语词对象性质的不连续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并不存在完全毫无争议的语词适用。不论如何尝试对一个词作出定义，因为没有能够先在自洽的词，定义不论如何逻辑上周延，适用上的空洞也将导致定义的不完美。

对于规则存在的原因，皮尔斯诠释指是首先有共同的使用，而后通过训练与习惯进行传承，“我们就是这样用的”，即归究于特定的背景事实。贝克与哈克在《维特根斯坦：规则、语法和必然性》中声称维特根斯坦未出版的手稿中写有：规则的适用时怎样确定的呢？你的意思是“逻辑地”确定吗？用更多的规则确定抑或根本就没有规则来确定！--或者你的意思是：我们在适用规则时是怎样达成一致的呢？通过培训、操练和我们的生活形式。这不是一个共识问题，而是生活形式的问题。（为避免不必要的歧义，笔者愿特别注明这里的“共识”之含义：指在认为语词的适用与对其的理解可分离背景之下的“共识”；生活中习惯或默认的对词语的共同认识不被他记作共识，而是生活形式）相对于克里普克，《哲学研究》中的维特根斯坦本人以及他更多的诠释者把讨论的焦点放到了语词规则的性质本身：对一个词的恰当理解取决于什么？我们对语词可以做出，又不可以做出什么解释；解释的疆界在何处？

维特根斯坦认为“生活形式”决定了在简易情形中对命题的评价性标准。在生活中遇到如2+1=3的简易情形时，我们共同的生活形式决定了它的正确的确定性，就好比红这个字及它对应的发音与所指称的那一类颜色三者之间的关联，无需受到质疑。交流要成为可能，不同的人们对于语词的真正含义必须有或多或少的共同认识。因此认为简易情形中2+1=3是正确的绝无不妥。更深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情况是“简易情形”，它如何和非简易情形区分：在我们俩的赌约中，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对2+1=3不能判断正误的主张有效，什么情况你可以把我当做无理取闹。由于《哲学研究》的主题更多是否认某些有关我们遵守规则时什么在起作用的哲学观点，进一步的追问不能再在《哲学研究》中找到解答。约翰·麦克道威尔对维特根斯坦方法由简易情形推及到非简易情形提供了一些建议：非简易情形中你往往会抱有和简易情形中相同的感觉，正如部分同学第一眼看到2+1=3会觉得它毫无问题，于是简易与否的区分似乎与词语的确定性无关。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简易情形和疑难情形，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可能是最简易与最疑难情形的种种中间态，由两个变数决定了我们对这种中间态的认定：人们之间共同认识的程度和他们对于结果的相信，哪怕我们对{1，2，3，+，=}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认识也可能同样满足2+1=3这一结果。方法的推及并不成其问题，非简易情形之所以出现，仅仅是源于生活形式之间有所碰撞。我们完全可以说语言被运用和理解的规则仅仅取决于语言被适用的群体中间对语词的指代对象和语法有多少程度的共同认识。

但是，且慢！生活形式？那到底什么是生活形式而什么不是？麦克道威尔的建议充其量只是大而化之地为“生活形式”做了一个注解，并不能回答多少疑问。我们在生活中讨论2+1=3时我不会提出质疑，但在这篇文章开头我的立场却相反了，而你最晚在充分听过说明之后也会同意我。我们生活形式上的相似决定了生活中对2+1=3中语词的意义与命题的真性都有共识，同样对不同语境下2+1=3可能为假也能达成一致。{1，2，3，+，=}可能承载无数种意义，其中绝大多数和生活中熟知的并不相同，如何判断一种特定的意义的适用为真？这个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并没有在麦克道威尔对简易情形的推及中得到解释。麦克道威尔的建议更多地像在描述人们达成“共识”的过程，而忽略了词语意义与语境关系这一本应该非常重要的问题。词语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却又并非完全与它的被实践无关，这一《哲学研究》中认识语词的基本立场并没有为麦克道威尔所重视与诠释。

是时候让我们回顾前文提到的一些有趣现象了。词与词之间是不同的。词定义一个物的方式是描述其特征，特征即区别于其他物的独有性质。“生活方式”方法已经为我们祛除了语言本身的不确定性在定义上可能出现的疏失，因此在我们一般生活的印象中，词是确定的；相对的，词指代的对象因词的确定也获得了确定性，因而我们用文字或语言认识并描述一个物时往往是从它区别于其它物之处开始，所以，在描述连续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会出现“质变”的错觉：从一个物变成另一个物，“树苗长成树的那一刻”。这种认识方式让我们的观念很容易跌入陷阱，即物的状态和词义一样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确定”；而事实上，连一个词的意思在对词义相同的共识下，也未必是确定的。

来看看吃饭这个词。午后，当我们在路上偶遇，我想问你有没有吃，就问：“吃饭了吗？”你回答：“吃过了。”，而其实你吃的是面条；而如果我问你：“中午吃的是饭还是面？”，你不会说“吃的是饭”而会说：“面条”。好，这里我们对于“饭”的理解没有分歧，我没用错你也没理解错，那饭这个词是如何同时承载一般性的“食物”和“米饭”两种不同层面的意思的呢？我们对一个词可能同时抱有两种或更多不同意义上的共识，对它们适用的结果也都没有疑义，而这分明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情形下。

麦克道威尔的支持者或许可以提出：一个词可以在不同程度的共识上有着不同的“基本意义”或“核心意义”，而与之不同之处则源自于运用词的人对其的解释。但这里要注意的是，这种“解释”的存在正说明了疑难情形中对相同词语不同理解的可能，而并不像麦克道威尔的推及那样把差异简单地推给两个不算完全清白的变量。麦克道威尔的建议其实是将对“正确词义的正确解读”看做理解的唯一内容，并以为这种解读会得出唯一确定（但未必明晰）的结论，其实是将人类“理解”语词的方式从“生活方式”当中剔去的结果。这正是上文提到的认知陷阱：对特定语词的正确理解，会得出唯一与词义相符的内容，因为词义是独立而客观的。而事实上我们的语言游戏有着它被默许的规则：不仅仅是符号象征着什么，还包括我们怎么去理解（或解释）它象征的“什么”。

我们不妨延续“基本意义”的观点。可以把“食物”看作“饭”的基本概念，而根据不同的情形下，饭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通常是指米饭，有时甚至可以指面条；如果要进一步追问，“饭”被作米饭使用时可能指代大米饭，小米饭，乌饭，糯米饭等等等等。“饭”作为“餐点、食物”是一个确定的适用方法，你说我拉了顿饭显然会引起哄笑。然而在此之外饭的意义有没有进一步被明确？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追问，并没有，否则就无法解释饭这个词为什么能同时承载指代大米饭和糯米饭两种不同食物的概念。词义的进一步明确，在于“饭”的适用被认为有必要与其进一步的指代对象相区别开来。比如我问你“吃饭了吗？”，你可能不会回答“吃过了。”而会说“嗯，吃的面条。”进一步的补充说明是因为你认为有必要区分饭和面条，虽然你意识到了我问的是“食物”，却认为有必要明确“今天我吃的不是米饭。”在对比的基础上，“饭”指代“米饭”还是“面条”才可能被区分开来，否则它同时具有多层级多方面的可能的解释方向。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讽刺”“反语”等语词被不同常理适用的情形下。在关系险恶的两人间一句突如其来的褒奖听起来就像绵里藏针。这说明了我们理解语词的过程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对比：一是语词与其近义概念的对比，二是语词的被适用与它被适用的通常方法的对比。我们理解语词，一方面会通过与近义概念的对比试图精确语词的字面意义（实际上会否理解错误取决于我们在交流时就精确程度是否达成共识），一方面会试图从语词以外的因素考虑语词适用者的意图。在我们表达语词时，只不过我们顾及的对象由自己心中的他人变成了自己心中的自己而已。要把上述拗口的结论总结一下，便是只有通过在不同层面的对比，我们对语词的理解才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疑难情形的发生往往在“基本意义”的层面有所共识，解释层面却未经明确的情形；或者在解释层面上有所误解。这一结论并未完全推翻麦克道威尔的推及建议，与其说是推翻，不如说对他的推及的修正：和他的建议最大的不同仅仅是将“对于结果的满意”看做语词适用的一个结果而非变量，从而把我们“理解”语词的方式引入到从简易情形到疑难情形的推及。在“生活方式”中包含在不同层面解释语词的方法（包括共识程度不同的指代对象—基本意义为共识最大—以及决定语词组合一般意义的语法，你通过成长过程中环境的训练二掌握这些）；你需要做的只是选择想要的解释层面并通过对比加以认识和表达，而共识则随着层面的深化而变淡：越细化的概念越可能与其他概念发生冲突。上述结论对于代词和名词都应适用。从代词-名词-动词-形容词似乎有一个指代对象越来越抽象的过程，在同一种词汇中，词的确定性（即基本意义的明确与细化程度）与其指代对象的实在度也有着阶段式的分级。任何一个词脱离了它的前后语境和最基本的“生活形式”都将失去意义，在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它们始终处在“理解”，处在共识中的“字面意义”与它被认识的狭缝之间。由上至下，形容词的词义被认识最需要依赖于外部标准，也因此它在理解的最后阶段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依外部标准对词语的实义作出评价—推测出表达者的意图。

讨论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你还有兴趣回头看看结论，会发现在存有论上可以就此提出一个有点意思的问题：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用所谓的客观符号去丈量这个世界，我们对客观符号排列的理解却远远不是客观结论。那么我们对事物本质，即最为基本的认识，有没有可能是独立并且实在的？我以为不然，词义在被确认之前永远不会是确定的。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物理学的发展会引出人择原理乃至量子力学—物理学发现的并不是客观实在，只不过是我们所观察到，用来描述客观实在的数字游戏罢了，归纳，实验，还有一点点运气。当然，这纯粹是泛论，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如果你同样认为事物的本质只能在对比类推之中被认识，我将不胜欣喜。

PS：对于维特根斯坦相关诠释者的引述来自于二手文献，《哲学研究》我也没有读得很细，希望懂行的同学在这里饶我一马，尽量把文字与维特根斯坦区分开来看—事实上我并没有从他那得到很多启发，原因之一是看不大懂……写他主要是为了让思路给人感觉更可信一点儿。

PS2：可能有点多余，我还是想注明：校内上欢迎分享，但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本文首发于沧海云帆论坛，我的博客以及校内主页，谢谢合作~

1年前，你死了

化作厉鬼

蚀咬无数生灵的余命

1年后，你活了

化作鲜花

幸福无数既往的魂灵

历史说，你不过一粒微尘

生死来去，逝者的影早已散尽

你曾无数次被重演

也将无数次被再现

卷去许多许多画像的鲜活

为生命的句点画上平和的颜色

可我看见

你把画中人们的嘴角扬起

剥夺他们的魂灵

强迫这一场为生者而唱的诡异赞歌

我憎恨你，憎恨你的敌意

憎恨为敌意伪装的浮华笑脸

一张张，绘在绚烂的花朵上

毁却了你生前的平和与美丽

汶川，我的汶川

你不需要预言，不需要安慰

不需要中华

更不需要形痛神随的纪念

你只是需要睡去

需要一些无声的悼念，

交织成催你沉眠的轻谣

歌里只有

那些画像曾经的名字

                                                    谨致以迟到的哀思

最近的生活很颠簸，包括连续撞到交合前奏中的男女，气温骤增骤降，和宿舍某同仁翻脸，等等等等。原因众多，且复杂得紧，一时半会也理不清，只能闷气丛生，闷头做人，看上去愤愤不平地穿梭在宿舍图书馆和留学生公寓的厕所间。

一如日间温热的天气，闷而不湿，燥而不晴，很有让人想仰头大喊的冲动，却觉得心里异常空洞，无言可道，说不出的烦闷。

大学以来，这么恶劣的心境，这还是头一遭。看来低调做人也有低调的不好，遇到杂事，很难招朋迎伴去大吼一夜大醉一场。于是孤独，孤独感从心口的空洞溢到几近井喷，又好像欲作势而出的只是无尽虚无，洋溢着想把一切吞噬的贪婪气味。

还是第一次感叹北漂人的孤寂与无助。当然很大程度也要怪我对待老乡会和社团工作的懒惰。相对的，也有收获。哥们给的支持和建议，身边的，远方的，实在让人振奋不少。心境渐渐平复之后，竟然很难得地，忆起仿佛大学之前的平静思绪。

于是，今夜。连行装都只是简简单单地收拾，乘着雨前泄温的习习凉风。久违的，在昌平夹杂着灯火的夜散步，来一次热寂之前的最后疯狂。路上是那副被我冷落许久的老耳机，还有因为种种种种复杂原因，在洗衣机里挣扎过二度的顽强苹果。来吧来吧，今夜，我们再一起去散步。

走在昌平的商业街上。路上的灯铺，暗着的比明亮多，星星点点，只有旅馆的霓虹灯矢志不渝地熊熊燃着，散发出诱人三丈的暧昧身影。

其实从没有这么远的，甚至以前有散步习惯的时候，也只是在小县城溧阳来来回回地转。在昌平，从没有一条路，被我走过往返两小时三十分。

北京就是大啊。

夜晚，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风却很凉爽，一切的一切，都和记忆里的溧阳子夜有着差别。这里没有我幻想中爱人家门前的树，没有悬在月光下的爱人的笑脸，没有偶遇，更没有那一个一个，和爱人一起漫步过的小巷和灯火。

呵呵，说来都是爱人。这也难怪，我曾经一度以为，夜是最完美的友人，不会离我太近，也能静静容纳我的一切思绪，它的平静和包容让我着迷。所以我的漫步，往往只是在幻想一些混合希冀和渴望的情绪，说不清道不明，却好像能在胸中一遍遍反复回忆它的韵味。

其实那是自欺欺人吧。当真正把心爱的人儿隔着千山捧在手心，和远方的友人一起忆往昔看今朝，和身边的哥们在牌堆和吆喝中此起彼伏，我才感觉到一个更实在的，不只是属于我的世界。每一个夜的散步，能够容下平和的存在，也都是因为白昼有着笑声和往来，有着善意的人们有意或无意营造的光彩。所以我的夜里，才很少出现友人，因为他们的温暖一直无形地传递给我，在白天的每句交谈，每次咧嘴中间。

人们可以很残酷，却也可以很善良，其实是因为人们只是人们。人哪，也像日夜。可真正地走进人群里，哪怕只是很小的一个圈子，却也感觉到不论日夜，都含在空气里的一份份温暖。当我在夜里能安然地期冀或扼腕，正是一个白昼的结果，和另一个白昼的开始。那些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创造的。

这段是不是太少女情怀了？

走着，走着，这份陌生的平静仿佛不曾属于我。又是一句很中二的话，可确实是曾经明明很惯常的活动，疏疏一算，上次这样走在夜里，吹着风，听着曲，已经是半年之前的事了。生活渐渐被明天占满，这曾是我最防备的事，可不知不觉的，音乐和悠闲，都由时间披上了厚厚的一层灰。

遗忘竟然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北漂之前，曾经在交谈中有人告诉我，哪怕在上海，我这种人节奏也快不起来的。可现在，我除了懒，似乎每时都能感觉到催促自己不断往前的脚步。从高中开始一直警惕的浮躁，试图逃避的不确定性，在它们真实的狰狞面前阅读和思考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压力摧毁了曾经的志愿，只剩下它们的残渣茫然地在心底四处拼合逃窜。

原来我变了啊。夜的空间，不知不觉，已经快在自己的心头消却了。未必是时间一定会改变一个人，而是我在自己的理想面前，实在是显得太过于软弱无力，让它根本经不起一些小小的冲击，不能昂首迎头，在压力和挫折面前坚强下去。学会的那些坚强，某种程度其实是在掩盖心灵某处碎裂的软弱。

逃避永远带不来平静，有容乃大。我试着这么告诉自己。

一直觉得成长不会是渐进式的。也许激发成长的因素在平时就会自然积累，但它们迸发时，却永远是因为一次冲击，一个事件，让人猛然意识到一些平时早该想到的事。我觉得自己的成长，似乎在走过了一点之后，似乎终于找回了原来的方向。

离期望近一点，更近一点。在这广如烟海的北京，在昌平。

游荡最终和紊乱的思绪一起沉寂了。这个夜里，我看到了一座小城市，看到了稀疏的灯火在心里的残影。我不再犹豫，行将睡去，会把它们吹熄。城市里来来往往着男男女女，而我不属于他们，我觉得很幸运。

我喜欢没有街灯的夜。因为光彩，只要走到白昼底下就够了，自然，而明亮的光彩。

孔斌先生，姜东星先生，陈江文先生与甘淳先生，以及亲爱的李永丽女士，在此我也要向你们致以谢意。真的，有你们真好。今夜和昨天都过去了，雨后的，是明天。

“质变”：无中生有的问题 (一)